雅安税务加强环保税管理 助推绿色发展

但是，这一结论需要经过科学严密的论证和前期调研，在没有向社会同步公开相关的数据统计、趋势分析时，几句简单解释显然难以令人信服，更不能作为行政决策的依据。

如一审判决所示，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复议后认为，《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授权其他部门、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⑤]这表明，同复议决定结果之间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也可以成为行政复议的第三人。

李晨清：《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利害关系要件分析》，《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因审查主体与被申请人（或被告）的关系不同，而在于受案范围（可申请的对象）、审理程序要求、以及审查强度上有所差别，但在申请人资格上并无区分的必要，无论是采取选择主义还是实行复议前置，有资格申请行政复议的就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三）关于利害关系的判断方法 如此，在法院看来，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就成为因果关系的认定。这一裁判要旨给出本案判决得出的一项规则，但未能揭示得出该规则的判断框架和方法，也就未能揭示本案判决的充分价值。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41条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中规定，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007年，《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28条第2项将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明确规定为行政复议申请的受理条件之一。[15] （四）保护规范说与利害关系的判断 在黄陆军案中，利害关系的司法判断暗含着保护规范说的框架，与德国、日本的做法具有共通之处。有的地方甚至恢复了早已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

正因为如此，宗教信仰自由权不是简单的单个权利，其辐射范围包括了与宗教有关的各种问题。而罗马教廷，此时也对中国宗教的革新运动与内部事务横加干涉，甚至威胁割除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中国教友的教籍。[9]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其行使自然也概莫能外，对其的理解，也需要放在现行宪法文本的整体结构中去理解。李鹏同志在1990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既要支持宗教界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发展同境外宗教界的友好往来，为改革开放服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又要对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保持高度警惕，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范和抵制。

，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会见我国各宗教团体领导人时也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一直把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作为他们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对该条款的理解，还需要将其与第1条、第33条、第51条和第52条等规定结合起来进行体系解释，并明确宗教活动不得违背我国宪法基本原则。

在1982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政策》这一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工作的经验得失、阐明我国宗教工作的基本政策的权威文件中，对于这段历史，则是这样记载的，我们废除了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揭露和打击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使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也摆脱了反动阶级的控制和利用。据宁夏吴忠地委的调查，每个回民每年的宗教负担，高的达全年收人的30%……宁夏西吉县的沙沟乡，甚至达到年收人的57.8%……还有一种无偿劳役，就是信徒经常要给拱北、道堂作各种零活.不给报酬，教主、阿訇可以随意支配教民为他们服务。作者简介：常安，西北大学行政法学院宪法教研室教授，法学博士。而在当时的西藏，噶厦中官员组成基本上采取了僧、俗并用的原则，处于僧、俗各半的比例。

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宗教界应当在这个基础上，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继续前进，而不能倒退，载于《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第250、254页，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另外，遍布西藏各地数以千数的格鲁派寺院都有自己的行政军事职能，大型的寺院除有僧人武装、执法机构，还可以直接委任宗本，政府的命令得不到寺院认可就难以执行，在不通某些情况下，寺院甚至会动用武力胁迫政府按自己的意志行事[18]。另一方面，强调这种宗教活动必须是正常的宗教活动，即并非所有的宗教活动都受到宪法的保障，国家保障宗教行为、宗教活动并不是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而是有条件的，即宗教活动必须遵循我国的宪法与相关法律。

（5）废除寺庙的封建管理制度，包括管家制度、等级制度、打罚制度和寺庙间的隶属关系等。[11]所以，当时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信徒要想真正实现宗教信仰自由，而非被外来势力控制和压迫，首先需要做的是割断基督教、天主教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如周恩来在与基督教人士座谈中所指出的，中国基督教会要成为中国自己的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依照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精神，提高民族自觉、恢复宗教团体的本来面目[12]。

更为重要的是，一国宪法中的宗教条款的相关规定，并非一种纯粹的文字修辞或者逻辑推演，而是基于本国宗教信仰自由保障、宗教与政治、教育关系处理、宗教事务管理等现实国家治理宪法制度的制度需求使然，也是立宪者对于本国宗教工作现实样态判断、历史经验教训总结后的一种政治决断。但宪法的条款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必须将其置身于宪法文本的整体规范内容、逻辑机构中加以理解，宪法的条款同样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文理修辞，而是基于该国宗教事务处理这一重大宪法问题的现实制度需求与经验总结。

因此，对于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解，除了公民个人信仰选择的维度，还需从基本权利行使的平等维度加以理解。但在处理寺庙财产的时候，对于保留的寺庙，可以适当留出一小部分土地、牲畜和其他财物，使留下了的宗教人员参加劳动生产，维持生活。而宗教信仰自由这种个人选择维度的真正实现，实际上离不开现代宪法中宗教条款的另外一面：政教分离。如政教关系、宗教活动的宪法规制等等。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等规定。第36条第4款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等规定的立宪原意和政治远见，或许会有着一层更为深入的了解。

在旧西藏地方政权的基层行政机构如基巧公署，一般也设四品以上的僧俗基巧各一人，基巧下一级的宗的宗本人选也大体是僧俗各半。[10]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罗马教廷任命的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黎培里仍然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与革命事业持极端仇视的态度，并且打压、阻挠中国天主教爱国人士的三自革新运动。

宗教信仰自由，并不等同于宗教自由，更不意味着强制传教。没有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中国社会制度的改革就是不完全的、不彻底的，实行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也是不可能的。

只有对宗教制度中的剥削性、封建性进行改革，防止宗教干预政治、教育、与司法，彻底实现政教分离，信教群众的人身权、经济权、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才能真正得以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也才能真正回归其个人信教的选择范畴属性。僧官与俗官之间，僧官的地位要高于俗官，如噶厦政权中的四位噶伦，一僧三俗联合执政，但首席噶伦必须为僧官。

在甘肃与宁夏，根据当时有关部门的调查，西北回民的宗教负担，平均占每人年收人的20%以上。还拥有高度的司法权，形成了一套寺院习惯司法制度。而且，尤需值得警醒的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各个宗教对外友好交往日益频繁，但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问题也愈发突出，方法多样、渠道多重，波及面更广，而且也不限于原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也存在着宗教渗透的情况，[13]这实际上，是以铁的事实，印证了当初立宪者在现行宪法的宗教条款设计中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的政治远见与立宪智慧。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

同时，中国教会依附外国教会，受外国教会的控制进而受帝国主义的控制，不仅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干涉中国事务的工具，也成为控制和压迫中国天主教、基督教徒的精神工具。这是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真正切实的保护[3]。

[8] 因此，诚如八二宪法的具体起草负责人，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所指出的，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什么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和权利。我国各爱国宗教团体应当教育自己的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经常保持警惕，自觉地抵制这种渗透。

如果 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之退教自由不存在，那么这种宗教信仰自由的个人选择实际上也无法实现。现行宪法中关于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的规定，是对近代以来中国宗教界爱国人士试图摆脱帝国主义者束缚、真正实现宗教信仰自由的宗教革新愿望的一种宪法确认，也是对近代以来中国饱经各种民族苦难后对于宗教发展必须在一个独立、和平、安定的大环境基础上的政治认识，而远非一条可有可无的空头具文。

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使，也不得违背该国宪法中对于基本权利行使的一般原则，作为宪法中的一项具体条款，该条款也不得违反该国宪法的基本原则。首先，在基本权利体系中，处于首要位置的是平等权，它既是一项具体的基本权利，也是其他基本权利行使的核心原则。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的规定。其后陆续为世界各国所采用。

由此，在现行宪法第36条中，对于宗教事务，既有第1款、第2款、第三款第1部分的保护规定（这种保护也不仅仅是保护信教公民，同样保护不信教公民，同时对于宗教活动的保护也不是无条件的，必须是正常的宗教活动）。而既然是选择，则必须要有选择的可能与机会，即必须允许公民将是否信仰宗教信仰何种宗教作为一种纯粹的个人选择，按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政策》中的表述，就是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利用宗教干涉行政、司法、教育、婚姻和群众生产、生活的现象时有发生。尤其要指出的是，现行宪法宗教条款的相关规定，是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工作的经验总结与政治决断，有必要从宪制发生学的角度探索这些条款与原则的生成史，以充分把握其含义。

通过宗教改革，旧有宗教制度中的封建性、剥削性得以剥离，政教分离得以彻底实现，广大信教群众也真正享有了作为个人选择的宗教信仰自由。实际上，历史解释，本身即是除了文义解释、结构解释之外的宪法解释方法之一，甚至有时候，也只有通过历史解释的方法，回溯到当时的历史现场，了解制度变迁的经验得失，也才会对立宪者的政治决断深意有着更为深刻的了解。